1978年3月18日，我国科学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如期召开了。这一天，人民大会堂显得格外雄伟庄严，楼顶上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来自全国各地5586名代表，连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7000多人，鱼贯而入。上午9点，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大会正式开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坐在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会议由方毅同志主持。许多代表是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大会，第一次见到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心情格外激动，如雷掌声经久不息。

 

   “同志们，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邓小平洪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又是疾风暴雨般的掌声。

 

   “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掌声再起。有人统计，邓小平一个多小时的讲话，曾经19次被掌声打断。邓小平的讲话，如滚滚春雷，响彻神州大地。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点，这些论点是拨乱反正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方针。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四个观点，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红与专的问题；邓小平还表示，要亲自担任科技工作的后勤部长。尤其是前两个问题，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地论述，廓清了人们在认识上的误区，为以后的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扫清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砸碎了套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枷锁，极大地推进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解放。无疑，是播撒科学春天的春风雨露。

 

   但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

 

   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还是强调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政策问题并没有作出回答。

 

   熟知内情的人都知道，在科学大会四个讲话稿的起草过程中，曾经有过尖锐的思想斗争。

 

   大会有四个主要讲话：华国锋、邓小平、方毅、郭沫若。筹备组分工，决定由吴明瑜（国家科委政研室主任，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林自新（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后任科技日报社长兼总编）起草华国锋、邓小平讲话稿；罗伟（中科院政研室主任）起草方毅讲话稿；胡平（国家科委政研室处长）起草郭沫若讲话稿。

 

   方毅和郭沫若的讲话稿起草工作很顺利，他们很满意。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却遇上了“麻烦”。

 

   吴明瑜和林自新对邓小平的科技思想都很熟悉，吴明瑜还参加了“八·八”座谈会，所以，邓小平的讲话稿很多地方都是引用的原话，方毅审阅后送胡乔木征求意见，最后，经邓小平审定。同时，又把他们起草的华国锋讲话稿送华国锋审阅。两份讲话稿最后都送中央政治局审议修改后才能印发。

 

   当时中央的一位领导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竟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

 

   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时，又接到宣传口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请转告方毅，有两点修改意见：

   一是要改一个标点符号。

   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他认为，引用毛主席的话，比较合适。

 

   吴明瑜给方毅打电话，把那位同志的意见如实相告，同时，说了他们起草人的看法。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和历史演变、规模数量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今天继续引用20年前毛主席的话没有必要，而且并没有说到底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今天占多大比重，建议还是采用邓小平的话更为明确更为准确，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更高、更有时代精神。请方毅敲定。

 

   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方毅很明确的表示，他同意吴明瑜等人的意见，决定报告邓小平裁定。

 

   邓小平的回答依然十分干脆：“第一条意见（改一个标点），我们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华国锋的讲话稿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会期日益逼近，吴明瑜非常着急。直到大会开始，华国锋的讲话稿还没有退回，方毅只好亲自给华国锋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是否安排华主席3月21日讲话，华国锋的秘书答复：请示了华主席，华主席讲话的时间暂不定，看了稿子再说，现在还没有看到稿子。方毅很奇怪，稿子不是早送去了吗？直到华国锋讲话前一天，突然接到华办电话，华主席的讲话稿已定，请安排大会讲话。谁知，拿到华国锋的讲话稿一看，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原来，华国锋已另请“高人”，重新起草了一份讲话稿，报送的原稿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吴明瑜和林自新看过华国锋的讲话稿，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报送的那份讲话稿，融合了胡耀邦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的思想，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华国锋自然难以接受，于是另起炉灶，请他人操笔，又起草了这份讲话稿，于是，便带着它走上科学大会的主席台。

 

   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分歧显而易见。全国科学大会的简报，摘登了代表们讨论讲话的发言，一致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说出了大家多年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是一篇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科学宣言。私下里，也有人在悄悄议论，华国锋的讲话与邓小平不大一致，没有新意，水平不高。

 

   方毅自然深知内情，作为邓小平在科教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从不含糊，邓小平对方毅极为信任。方毅在大会的讲话通篇贯穿着邓小平的科技思想。他以很长的篇幅阐述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同时，对《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作了说明。方毅还提出了需要扎扎实实做好的10件事，包括：整顿科学研究机构，建立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广开人才之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建立科学技术人员培养、考核、晋升、奖励的制度；坚持百家争鸣；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努力实现实验手段和情报图书工作现代化；分工合作，大力协同；加快科学技术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等。

 

   方毅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部门和重点高等院校，要集中力量，恢复、加强和新建一批急需的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根据这个要求，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收回和新建科研机构工作。到年底，院属机构从1977年的65个增加到110个，院属工厂由6个增加到9个，大学从1所增加到4所。还成立了上海、成都、新疆、兰州、合肥、广州、沈阳、长春、武汉、南京、西安、昆明等12个分院。全院固定职工人数从1977年的5.4万人增加到8万人。

 

   科学的队伍在重新集结，科学的旗帜在高高飘扬。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郭沫若送来了书面讲话，播音员以纯正清脆的嗓音朗诵了郭沫若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讲话：“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既是科学家，又是诗人，他充满激情和诗人气质的讲话，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个讲话，是他献给科学事业的“绝唱”。本来，他在北京医院住院，身体十分虚弱，是不能出席科学大会的。无论医生怎样劝阻，他都要坚持去参加开幕式，他说，他是科学院院长，这样重要的会议不能不去，一定要去。翻开3月14日我（编者注:作者时任方毅的秘书）的工作日记，是这样记录的：“郭老的秘书王庭芳今天来电话，郭老的病情稍有好转，但生活仍不能自理，行动不便，但他还是坚持要去参加科学大会。于立群同志（郭老的夫人）打算给方毅同志写封信……”3月17日，王庭芳再次来电话告知：“郭老坚持要参加明天的开幕式。今天上午与医生谈判了一上午，没有成功。医生说，肺部炎症还没有消失，只允许参加半小时。郭老仍坚持要坐半天。希望方毅同志做做郭老的工作，请郭老半小时后离席。”在这种情况下，方毅只好同意，但请王秘书转告郭老，只能参加半个小时。3月18日，郭沫若坐在轮椅上出席了这次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当年6月12日，他便怀着对科学事业的殷殷期望和深深眷恋，走完了光辉而坎坷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

 

   滚滚春雷响彻祖国大地，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1期）